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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竹国君与王族谱系
《史记•伯夷列传》索隐按：其传云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相传至夷﹑齐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解者云夷，齐，谥也；伯，仲，又其长少之字。按：地理志孤竹城在辽西令支县。应劭云伯夷之国也。其君姓墨胎氏。有学者分析墨胎氏即古文献中提到的墨夷氏、目夷氏。《史记•殷本纪》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目夷与墨夷古音相同，目夷氏既然出自子姓，与商祖同姓，那么，孤竹当然成为了商代的同姓诸侯国，其国姓则为墨胎。
由于考古发现、古文献记载甚少，从开国墨胎氏以后的国王查考难度非常大。可喜的是1973年，在辽宁喀左县的北洞，先后发现了相邻近的两处青铜器窑藏，其中出土的一件涡纹的铜器，从形制上看属商代晚期，该器铭文为“父丁，孤竹，亚微”。为我们后人保留了难得的商末孤竹国王的讯息，金耀先生在《亚微罍考释》一文中考订：孤竹自商初成汤初封至殷末仅传九世；伯夷之祖父名为父丁、名竹，即孤竹国第七世国君，第八世是墨胎微，第九世是墨胎凭，其中亚是尊称，和古文献中的“亚父”同义，代表一种尊荣。
而《东周列国志》又为我们记下了孤竹国的末代国王答里呵。学者王士立考证，有商孤竹共传十一世，在商朝先后任贞人和司卜等官职。可惜的是，这十一世国王仅仅让我们认识了其中的4位，其余的7位等待后人的进一步索证。
需要补充的是，后人在研究墨子时，曾考证其为目夷氏的后裔。《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讲：“墨子，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顾颉刚先生考证：“《左传》僖公八年，载太子兹又与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让国，兹父说：‘目夷长且仁’，目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这颇与伯夷、叔齐相互让国的传说相似……事既甚相近，姓又相同，即名也一半相同，也许是一个传说的分化。目夷居长，所以称作伯夷，叔齐当即太子兹父。墨子是伯夷之后，实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后。”杨向奎先生续证：“‘目夷’也作‘墨夷’，而‘翟’与‘夷’古音可以通假，因之，我颇疑‘墨翟’即‘目夷’的别写。”后人的考证，为我们研究商后孤竹国人的流向提供了讯息。
孤竹国与宗主殷商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孤竹国作为商朝的同姓诸候国，其缘渊关系最早应该追溯到玄鸟生商的传说，祖居燕山一带的商朝先祖正是在此进行高禖祭祀，孕育了商祖契，从而奠定了商与孤竹血浓于水的关系。当商汤建国，墨胎氏部落得以建立孤竹国，从此开始捍卫商朝北部边防的重任，同时，也和其他同姓方国一起巩固着商的北方发源地。而其关系的佐证则可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窥见一斑，如“妇竹、妻竹、母竹”等字样。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竹”、“竹侯”的记载，如《甲骨文合集》3324有“竹侯”，23805有“丁丑卜，竹贞”、《殷墟书契前编》2、37、7有“卜竹曰其于丁牢”等字样，反映出孤竹国与商王朝的密切关系。当商室衰微，帝纣倒行逆施，众诸候共主西周时，孤竹国依然力挺商王，从扣马谏伐到魂断首阳，上演了一出出誓死效忠商朝的历史悲歌。直到纣子武庚禄父复辟失败，北奔，孤竹国这个商王同姓诸候国从没有真正得臣服于周朝，最终，孤竹国在周朝同姓诸候国燕国和齐国的联合绞杀下消失在史册当中。在与商朝倾述血浓与水、荣辱与共的关系同时，与商后周朝表明了臣不二主的决心。
其实，历史当中的孤竹国与有商西周还发生了另一层的关系，那就是《竹书纪年》（今本）所载：“纣王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伯夷、叔齐自孤竹归于周。”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按与《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暗合。但两者的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是，纣王三十五年，周文王姬昌归天之后，“纣王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渡孟津而还。（《竹书纪年》）”“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唐书．历志》引《纪年》：“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此后，孤竹国看清了西周的狼子野心，于是，便有了孤竹国二公子愤然扣马谏伐的发生。
与孤竹国还曾发生关系的则是箕子朝鲜国。1992年10月，在原孤竹国疆域内今迁安夏官营镇马哨村出土的商代青铜簋上有金文“箕”字。学者王士立考证，此为箕子家族嫁女与孤竹家族联姻之器。由此可见，同源于殷商的孤竹与朝鲜，不但在政治上共主商朝，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进行了深入交往，只是不同的是，在商后西周中，箕子尽管北居朝鲜，但还是臣服了西周，《竹书纪年》（今本）：武王十六年，箕子来朝；《史记•宋微子世家》：其后箕子朝周，并作《洪范》告之以治国方略。独独孤竹国依然坚持捍卫着殷商王朝。
